“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公元前3000年左右，东亚大陆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若干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可以被称为“邦国”的政治实体。这种“万邦”林立的状况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出现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几乎同一时期，地球的另一端，中美洲地区进入“形成时代初期”，代表复杂社会组织的“酋邦”诞生，为其“母亲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在墨西哥湾沿岸盛装登场奠定基础。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二里头遗址。图｜IC photo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地域惊人相似的文明初兴图景，让我们领略到全球文明史诞生和发展的共性和特性。这其中，东亚与中美洲的相似之处，无疑令我们着迷，特别是当三星堆与玛雅相遇。

不久前，瞭望智库联合三联书店，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位考古学家许宏、李新伟，就“文明初兴的东亚与中美洲”主题展开交流。两位专家都认为，文明有各自的土壤，找文明的共性很重要，但是找特殊性更重要。

作为第一位踏上中美洲考古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新伟在玛雅城邦科潘遗址进行多年发掘，他认为，中美洲地区的文明特征，是走了一条萨满式宗教发展道路。整个文明的发展、国家的构建都依托于宗教，并且孤悬海外，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直到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中断。而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商朝以前走的路，跟中美洲地区文明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的文明和国家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了宗教。不过，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自己特性的同时，又不断吸收新的因素，更新自己，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认为，古代中国是早熟的文明。自周朝开始，我们就开始反省宗教，开始偏于理性和人本，这也是很多学者强调的，商周之变是巨大的宗教变革。此后，中华文明更是接受了四方冲击的洗礼，也得到了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最终达到了文明的新高度。

今天，我们分享许宏的一篇文章。他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介绍二里头文化为何成为中国最早的核心文化，及其在同时期的世界文明中的特殊地位，并进一步阐明，“文化杂交”下的冲突、磨合、阵痛之于文明的意义。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三联书店2020年7月出版），原标题为《洛阳盆地，“最早中国”的诞生地》，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中国”是从哪里诞生的？如果在大街上做一次随机采访，答案也许是五花八门的。如果要我给出一个答案，我认为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所处的洛阳盆地。

许宏在二里头遗址考古现场。

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到现在已经遗失得太多了，从人生理念、教育制度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不是“古代中国”的了，更不可能是“早期中国”的。但是，我们的骨血里面仍然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就好比大年三十回家过年，无论路上怎样艰难，大家一定都得回去，这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

那么，到底何为“中国”呢？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呢？

要追根溯源，首先可以来说说“国”。“国”是社会复杂化之后的政治实体。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的“国”经常被用来指称国都，国都及周边的那块土地都叫“国”“，国人”和“野人”是相对应的，郑玄注《论语》有“国外为野人”之说，可见“国”与“野”的分界。

最初的国特别多，《左传》中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武王伐纣时有三千诸侯，等到西周时期就只剩下八百了；然后到战国七雄，秦汉一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由多变少，最后一体化的过程。

“中国”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传世文献最早提到“中国”的有《尚书》《诗经》等，基本上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何尊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它的铭文上就出现了“中域（国）”这两个字，那句话写作“宅兹中国”。也就是要在洛阳这个被认为是“中国”的地方建立东都。显然，周人也感觉，他们发家起事的关中还是稍偏了一点，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一带才是天下之中，比较便于统治人民。

何尊及其铭文。

【何尊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解释：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营建都城，适逢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说，余入住到天下的中心，由此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三十朋，何因此做尊，以作纪念。】

何尊上的“中国”相当于中土，也就是世界中心的意思。这肯定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哪怕版图再小，大概都会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来看待。在这之前，商朝人自称的“大邑商”“中商”，都有我是最大而居天下之中的意思。“国”之前加了“中”这个定语，就具有了排他性和唯一性。实际上，这个“中国”基本上是“中央之城”和“中央之邦”的概念。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三代之后，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但这个盆地适于农耕和居住的中心地带仅有1300多平方公里，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它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

二里头遗址位置图。

二里头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就是二里头文化，它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想要更为清晰地解答它，需要我们把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放得更远。

我们首先从时间的角度，穿越历史来到“中国”前的中国，回顾一下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的过程，看看二里头文化在这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在二里头文化诞生的约公元前1800年之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是所谓的“中国”前的中国。中国版图所在的东亚大陆，跟现在欧洲的面积差不多，政治实体的态势也跟现在的欧洲差不多，那是一个没有一元政治中心的区域，众多集团各自独立发展。

我个人认为，最初的东亚大陆就是“满天星斗”的状态，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众多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还没有出现跨越广大地域的强势核心文化，所以天下形势可以用“满天星斗”来形容。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有人称为“古国时代”。这一邦国或古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

这三个大的阶段有两个大的节点。第一个节点，就像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所披露的那样，“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指的就是“满天星斗”的“邦国”或“古国时代”。而“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指的就是二里头文化，也就是中国最早的核心文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头都邑和以其为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产生了。当然其他“星斗”也不是没有了，而是暗淡无光了。

在这之前，则可以说是前中国时代。比如良渚就是前中国时代东亚大陆上最亮的一颗巨星，属于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但与其说它是后来某个大的文明的先声或序曲，不如说它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也或多或少对后世中原王朝文明产生了影响。其他的文化，比如陶寺、石峁等，都是前中国时代并存共立的邦国。正是从二里头开始，一个排他的、体量庞大的、向四周强势辐射的广域王权国家才屹立于东亚大陆。

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就此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也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态势，但是它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它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它的大范围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从时间的维度，纵向阐释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开创性和强势辐射态势后，再从空间的维度，横向介绍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国文明在同时期的世界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按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的观点，北非埃及文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南亚印度河文明、东亚中国文明、美洲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是全球范围内的六大原生文明发祥地。有西方学者认为，上述六大文明又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文明系统，也就是以西亚为中心的近东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及美洲文明。

由于西亚两河流域周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以那里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体系形成后，很快就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到了纬度相近、地形和气候条件相似的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这三个地区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其中，埃及文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始终以尼罗河及其邻近的沙漠边缘区为中心，相对孤立；印度河文明（也就是哈拉帕文明）仅仅延续了1000年左右即告消亡。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中国文明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系统。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的展品“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摄于2019年10月19日。图源：李安 | 新华社

就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兴起的时间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文字、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乃至国家等大多数后世文明所具备的特征。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的印度河文明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700年或者稍晚。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若干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可以被称为“邦国”的政治实体，比如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良渚文化等。这种“万邦”林立的状况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才出现了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苏美尔早王朝、埃及文明的早王朝和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帕文明那样较大规模的王权国家——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这是可以和以上几个文明相提并论的。

这个中原王朝文明出现较晚，它以青铜冶铸这一当时的高科技产业为基础，在诞生前后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饲养技术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图｜图虫创意

读世界文明史，常常会感觉良渚文明与埃及文明非常相似：单一的经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极少的对外交往，内部封闭而高度发达的祭祀政治。有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缺乏“文化杂交”，它才成为了文明进化道路上的“木乃伊”。

从这一点上看，二里头文明颇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了它的高度发展和政治上的成熟（这个政治指的是处理共同体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具备了这种“杂交”之利，经历冲突，接受磨合，不断阵痛，才能够达到文明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