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生于1937年，1968年31岁时与北师大校友王德一初婚，两年后 33岁的王德一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的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凌辱，在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下自杀身亡，这就是那个悲惨的时代，
寡居四年后，在37岁那一年，钱瑗再嫁给比他大10岁的建筑师杨伟成，门当户对、才貌相当、性情相投、父母也彼此欣赏，这四点杨伟成与钱瑗占全了，所以他们可谓是一对幸福的伴侣。
杨伟成出身名门，杨伟成的父亲杨宽林，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土木硕士，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设计工程师，1932年到1952年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工学院主任、教委会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宽林被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聘为总工，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平宾馆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杨伟成的曾外祖父是圣公会在华的首位教徒，华人牧师，大姨父则是圣约翰大学的创校校长，执掌学校52年，杨伟成的爷爷也是一位牧师，杨伟成生于1927年，是杨宽林的长子，手足五人，有一姐一妹两个弟弟。
杨伟成少时十分的聪颖，15岁高中毕业，18岁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那是抗战时期，大学校方与学生都认可要节约时间，于是呢，就把暑假的三个月变成一个学期，于是大学四年就浓缩成了三年了。1946年杨伟成通过教育部举办的自费，留学生考试，第二年赴美，1951年，他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决定海归，任职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与杨伟成一同回国的还有常沙娜，常沙娜就是美术大师、敦煌保护神常书红的女儿，在美国相识的杨伟成与常沙娜，想必也应该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吧，
1931年，美术大师常书红的女儿常沙娜，出生于法国里昂，名字呢就来自于当地一条河流索恩河，中文名即为沙娜，1937年，6岁的常沙娜随父母回国远赴敦煌，从此生活在沙漠，生活相当的艰苦，1948年他留学美国，与杨伟成在美国相识，1951年杨伟成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与常沙娜双双海归，之后他任职于北京建筑设计院，文革后任副总工程师，是中国知名的建筑设备专家，他曾发明了多分区中央空调和多分区新风机组，填补了空调系统中的空白。
1953年杨伟成与常沙娜在北京结为夫妻，一个26岁，一个22岁，一年后长子杨宏建出生，1956年女儿杨敏出生，他们的婚姻一直有一个致命伤，因为杨家的长辈认为，常沙娜在基本学养上不尽如人意，双方屡有冲突，杨家条件优越，精明能干的母亲掌管全家，家里有保姆，有厨师，有大家庭的规矩，最后虽然是有儿有女，但是也不得不以离婚收场，之后双方都绝口不提对方，常沙娜在回忆录里，只提过嫁给了一个土木工程师，杨伟成是著名的美男子，为他介绍对象的人始终很多，没有找到杨伟成年轻时的照片，但杨伟成的儿子杨宏建，后来是健美冠军，也是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专访里形容他是身材健美，皮肤细腻光滑，眉眼如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那般精神，应该就可以推倒父亲的身材样貌了吧。
1969年11月11日，钱钟书先与杨绛下放干校，半年后杨绛动身前往干校时，送行的只有女儿钱瑗，女婿王德一已于当年自杀身亡，消息还瞒着钱钟书，那一年钱瑗33岁，留在北京的钱瑗，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就是杨伟成的母亲，后来成为了他的婆婆，这位老太太大名唐云，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通过与钱瑗的几次接触，他一下就相中了这位大家闺秀，认为他善良文静，知书达理，很适合儿子杨伟成，可谓是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1972年 钱钟书和杨绛，从社科院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住在东城区社科院家属楼，杨伟成住在相距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他的母亲逐渐和杨绛交上了朋友，因为都是从上海来京的高知家庭，他们有着诸多共同的语言，也不可避免的会说到，彼此儿女的单身状态，那时杨伟成对再婚的态度是暂不考虑，一是因为父亲在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悬而未绝，二是膝下有一双尚在青春期的儿女，对继母与子女的关系，新的婆媳关系有所顾虑，钱瑗的处境也有相似之处，一是二老的头顶上还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二是他的第一任丈夫，文革中被迫害而亡的身影尚未退去，所以这一对男女主角，对两位母亲的交友建议，第一反应是不积极。
然而，杨伟成的母亲是个为了儿女的幸福，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的人，在他对杨绛的不断劝说下，那个夏天，杨绛向杨伟成发出了正式邀请，请杨伟成去他家里吃晚饭，以便正式的会面钱瑗，并让钱钟书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有了一个初次的了解，从那次见面开始，杨伟成每周五下班后会约钱瑗出来，压压马路，说说话，双方感觉挺合得来的。
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两人发现了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处世哲学极为相似，都主张为人低调不张扬，谦虚谨慎，远纷争而淡名利，而在个人爱好方面，两人都喜爱看书，做学问听西方古典音乐，尤其令杨伟成钦佩的是钱瑗的聪颖，善良和大度。钱瑗还成了杨伟成两个孩子和侄子的老师，从教知识到教做人，耐心教导，循循善诱，她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和尊敬。两人在1974年5月结婚，多年后，杨伟成在悼念杨绛的文章中说，我发现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侣，能娶到她这样的妻子是我毕生的福分，我深深感谢岳父钱钟书，和岳母杨绛对我的垂青和器重。
都说后妈难当，但是杨伟成的两个孩子，和钱瑗的关系却非常的好，继子和继女都很爱他，一到周末，他从北师大下班赶到灯市口，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为了能够减少和继子继女们的代沟，孩子们喜欢看电视，钱瑗就跟着看电视，就算没有时间看电视，钱瑗也会提前看好电视报，然后一本正经的，和他们讨论电视剧情节，钱瑗生病去世后，继子还曾写文章赞扬他，回忆生病前的点点滴滴。
钱瑗进入西石槽杨家，那时杨伟成的儿子杨宏建18岁，在他看来反正爸爸应该再婚，而随和的钱瑗阿姨，起码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从未有过不安，钱瑗选择与继子宏健和继女小敏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从未让他们感觉到有继母的感觉。
钱瑗从英国学习回来后，就从杨伟成手中接过给宏建上英文课的差事，初始阶段洪宏建有些怕上钱瑗的课，认为她职业性的诲人不倦，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比如问她一个小问题，她会引经据典的把那事的祖宗八代都查出来，讲给他听，从书房追到厨房，不听都不行，当钱瑗病逝后，有人问宏健有关英文的问题，他答不上来，总会遗憾的说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他会让你听不了兜着走。
而女儿小敏1976年曾在北电劳动，遇到感情问题，当时无助的她最先想到的就是钱瑗，而不是爸爸，哥哥以及奶奶，可见小敏是多么的信任钱瑗，小敏在信中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钱瑗，很快钱瑗回了长长的信，教她处理的方法，小敏呢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按照钱瑗所说，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1979年小敏成功的考入北师大，毕业后感情身体又出现了问题，让乾元大为操心，经常担心的睡不着觉，直到看到小敏有了好的归宿，钱瑗才松了一口气，亲妈可能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钱瑗曾对朋友提及，丈夫杨伟成是造房子的，但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西石槽交通很方便，对婆婆而言是个理想的地方，如果搬到北师大对钱瑗很方便，但对其他人而言都不方便了，而钱瑗，永远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那个人。
钱杨夫妇岁数大了体弱多病，作为独女的钱瑗，开始多住在三里河娘家，以便照应，每到周六就是钱瑗回西石槽的日子，孩子们总会很盼望着他，因为他总会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夏天是新街口一大饭盒的四川冷面，秋冬天是平安里清真肉店的上好牛肉，有时钱瑗还会到王府井、东来顺买大块肉的羊肉串，或者是牛肉馅饼，崇文门春明的西式点心也是一项选择，为了买东西，钱瑗要换好几次的公交车，经常到家都很晚了，尤其是冬天天黑的很早，一家人早就准备好了晚餐等着钱瑗，门开了，钱瑗走的脸红红的，一边从包里掏东西，一边嘴里忙不迭的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钱瑗一边吃着饭，还一边讲述她听到的看到的新闻，家人吃的津津有味，也听得津津有味，大家都习惯了乾元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周六夜晚。周日下午就是乾元与小敏的时间，他们一同买书，买衣服买吃的，用钱瑗的话说是贼不空手，在小敏看来，钱瑗永远像是一个圣诞老人，买了东西分给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人人都有份。
1978年和1990年，钱瑗两度被北师大派往英国进修，回国后除了担任外语系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外，还被国家教委聘为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的编审委员，还负责审查外校研究生论文，她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为了抓紧时间备课，她多次逃避了年度体检，杨伟成事后十分后悔，在她咳嗽长时间没有痊愈时，没有怀疑其严重性，直到1995年春被确诊为肺癌，她的病情急转直下，至1997年3月去世时还不到60岁，杨伟成失去了心爱的人，感到非常的痛心，身为自责没有保护好他的身体。钱瑗虽然遗愿不留骨灰，但因心爱老师的学生不舍，悄悄的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师大图书馆附近的一棵松树下，化为她钟爱事业的养分。
钱钟书杨绛在文革期间身体饱受摧残，1994年7月，84岁高龄的钱钟书因高烧住院，被确诊为膀胱癌，辗转病榻三年。1997年钱瑗病逝，父女连心，钱钟书在床上，感到了此生将不能再见到女儿时，心情坏到了极点，从此再不说一句话，直到1998年末郁郁而终，堪称人间悲剧。
杨绛在两年之中接连送走两位亲人，欲哭无泪，但意志坚强的她强忍悲痛，开始了打扫现场的行动，她给自己制定了极为严格，紧迫的工作计划，让自己无暇于哀伤，她将她全部的精力，投入艰辛的翻译和著述中，硕果累累，完成怀念钱瑗和钱钟书的著作《我们仨》，完成整理出版了钱钟书的大量中外笔记与心得这个巨大的工程，以及完成讨论哲学，探索人生价值与灵魂的去向的奇书《走到人生边上》。
2016年，105岁的杨绛完成了打扫现场的任务，去天上与丈夫和爱女团聚了，杨伟成和‘我们仨’的一段人世间缘分，也就此戛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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