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明是个包工头，他该怎么办？

这些年他发现

愿意在工地干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能招到的主要是40岁到60岁的人

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已超龄

但为了维持生计

会隐瞒实际年龄

小明发现了也于心不忍

但另一方面

对于严禁超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的新规

小明也很赞同

于是小明有些犯难了

面对“超龄”

如果你是小明，你该怎么办？

      查阅部分已出台的地方标准，不难发现，尽管各地对禁止超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限龄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从长远来讲，这对工人、企业和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具体到企业，相关政策好不好落实，该如何有效落实，需要社会提供怎样的帮助促进政策落实，都是值得探讨的。

规范用工年龄的初衷是为了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上海、天津、广东深圳和珠海横琴新区、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和黄冈等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于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专门印发了通知，严禁超龄、低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归纳起来，总体的趋势是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细节有所不同。比如，天津市明确，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体现出了适当宽松的一面。

      而上海市则在常规要求的基础上，展露出更加严格的一面——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工人、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作业。上海市之所以出台这项规定，是有相关数据做支撑的——2018年上海全年建筑业生产安全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周岁的占比达15%，而当时上海建筑施工从业工人中，超过60周岁的占比仅为1%。

      据了解，建筑施工行业是我国农民工经济收入来源的主要行业之一，而对建筑施工行业从业人员年龄的规范，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超龄农民工群体的限制。多名建筑业企业安全管理负责人和法律专家表示，尽管这一规定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要理性看待，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说，安全生产是第一要务，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建七局总承包公司郑州分公司安全总监汪轩说：“农民工外出打工实属无奈，他们上有高堂需要照看，下有儿女生活需要贴补。但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超龄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一旦他们在从事高强度作业时突发意外，反应能力及身体承受能力的下降会让其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对家庭、企业、社会的考验是多重的。

      ”和汪轩一样，中铁十八局集团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兼山西工程管理部指挥长张平认为，建筑行业目前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劳动强度大、体力负担大的特点，应该在充分考虑个人安全的前提下出台限制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的规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风险。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永伟，近段时间一直在关注社会上关于“超龄农民工逐步告别建筑工地”的讨论。他认为，农民工群体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突出贡献，但是衡量农民工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的根本逻辑不是“能不能干得动”，而是“能不能干得安全”。

      “据相关材料显示，近年来建筑施工现场使用高龄作业人员的现象较为突出，涉及高龄作业人员的生产安全事故逐年增加。因此，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能够提高防范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针对性。为了保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的持续优化，限龄这一态势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姜永伟说。

执行限龄规定存在一定难度

      当前，关于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的问题，存在各地步调不一致的情况，这给企业如何执行落实带来了一定难度。即便是同一家建筑施工企业，其施工项目也可能遍布各地。为此，有些企业会按照上级公司的规定办事，而有些企业必须执行项目属地标准。与此同时，在社会老龄化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用工荒”大背景下，企业对限龄规定的执行面临重重考验。

      汪轩负责的项目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目前没有出台关于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的相关要求，但是他所在项目的上级单位中建七局安全部门明确：施工现场慎用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农民工。

      但在执行中，汪轩感到难度还是有的：“主要体现在当前用工环境比较差，年轻人从事建筑施工的越来越少，没有新鲜血液补充，现阶段从事建筑施工的人员主要年龄段是40周岁到60周岁，从业人员老龄化非常严重。”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到岗率下降也是执行难的原因之一，不排除个别施工单位为了赶进度，用不符合规定年龄的工人顶岗的情况。

      郑青松（化名）是国内某建筑企业相关项目部的安全总监。他负责的项目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其所在企业虽没有印发文件明确提要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项目部严格规定男性工人不得大于55周岁，女性工人不得大于50周岁。如果有超龄人员，该人员首先不得从事高空、用电等特种高危岗位，其次需要提供最新的体检健康报告，确保身体无恙。

      从学校毕业后，郑青松一直工作在项目现场，因此他对制度落实起来的难度体会很深：“第一个挑战体现在一些工时费较低的工作上，比如清洁、园林绿化等岗位，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因此大部分从业者都是超龄人员。如果严格执行标准，目前建筑劳务市场上难以找到符合年龄标准的工人。”

      “以家庭为单位外出务工的现象给落实年龄标准带来了第二个挑战。目前，80%的建筑工人都存在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在外务工的情况，这部分人员中会有超龄情况出现，这类超龄人员普遍是配合技术工种的普通工种，从事材料搬运、传递物料等技术含量低的工作。”郑青松说，“第三个挑战是，劳务分包单位负责人的亲属，比如父母，年龄大了，在家太清闲，就想找点事做。劳务分包单位负责人一般会安排亲属在施工现场从事物资或财务管理等工作。一旦接受了这类超龄人员入场，对于现场执行统一的用人年龄标准就形成了挑战，会导致标准无法顺利执行落地。

      ”作为为建筑施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一家企业的智慧工地数字产品部总监，方敏进经常和建筑施工企业打交道。据他了解，相关政策目前只有部分地区的部分企业在执行，比如，高空高危高风险的作业不使用超龄人员，但一些后勤岗位因为缺人还会使用超龄人员。“与此同时，用人企业还要承担部分人员因超龄无法投保带来的风险，挑战是双重的。”他说，但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国家对用工年龄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企业应未雨绸缪，做好准备。

有效落实需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

      尽管在落实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相关规定上面临一定挑战，但建筑施工企业在落实项目所在地规定和上级公司规定上，还是秉持严格遵守的态度。具体落实方式主要体现在，严格落实进入项目实名制登记工作，刷脸进入施工现场。

      方敏进认为，工程管理精细化是建筑施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之路，具体到用工年龄上，企业应该积极建设人员信息化管理平台，运用生物识别、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核验工地人员身份信息，用好科技型工程用工和劳动力分析工具，有效保障施工安全。

      姜永伟在认同限龄做法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看到，限龄的本质并非是限制年龄本身，而是为承载建筑施工安全的健康条件设定了准入式门槛。”这与汪轩所在的中建七局总承包公司郑州分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不谋而合。

      中建七局总承包公司郑州分公司在对进场劳务工人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同时，组织进场劳务工人定期体检，为进入施工现场超过50周岁的作业人员进行心血管等方面的健康检查，每次体检费用每人35元，使得施工企业对作业人员的身体状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让患有心血管疾病或者禁忌疾病的人员提前回家治疗，体现了建筑施工企业的人性化关怀。

      “是不是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给超龄工人一些可能的工作空间和社会关怀”，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姜永伟认为，相关规定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应该再予以精致化，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例如，超龄人员是一律不得进入建筑施工现场，还是不得从事建筑施工现场“高空、高危、高风险、重体力”等一线作业，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如若是前者，有因噎废食之嫌；如若是后者，还需从制度层面，对“高空、高危、高风险、重体力”的界定进行补充性规定。

      方敏进则建议，可以考虑制定不同工种的从业健康标准，不建议各地竞相提高限龄的年龄上限。同时，要加速发展建筑工业化，让工地高度机械化，降低劳动强度，实现作业环境和设备设施的本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