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河南项城人,我希望京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北京-武汉段,清末民初称作芦汉铁路)穿境而过。有人会怪罪袁世凯没有插手京汉铁路修筑事宜。但实际上,无论是袁世凯的真实意志如何,都无法决定京汉铁路的走向。内中缘由,且看我一一点破。
其实本地文史专家王爱民已经在《周口晚报》上的周口文化专栏连载了《京汉铁路拐弯之谜》,那么直接根据这些连载文章来一一考究是否属实?
“没照顾家乡”说
就地理上而言,周口(当时称作周家口)虽然在1903年版《大清郵政公署備用輿圖》里处在陈州府到遂平县的官道上,但是其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只是在陆路的基础上增加了沙颍河水运的便利,不是京汉传统驿道——卫辉府-开封-许昌-信阳一线的必经之地。
京汉铁路从汤阴往下经过周口、项城再到信阳、汉口真的是一条线吗?
很显然不是。
从安阳汤阴县经过开封、上蔡、汝宁到汉口的这一条直线(上图蓝色虚线所示)才是理想化的京汉铁路规划路线。但是考虑到实际的地形,很显然不可能是一条纯直的线路,因此,京汉铁路根本不可能经过周口,更何况更偏西的项城(此时县治在秣陵镇)。
就情感上而言,有些项城老乡会忿忿不平,觉得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却不照顾家乡,不为家乡建设谋福利,属于忘恩负义,很显然,不对。袁世凯在生母下葬时为其兄袁世敦所阻拦,因不能使生母进入祖坟与其父袁保中合葬而恼怒,一气之下,再也不回项城了,这也是袁世凯对于京汉铁路的修筑这件事没有过问的真实原因。
就经济方面而言,在1897年至1898年间,盛宣怀与比利时、沙俄、法国已经达成借款合同——《芦(京)汉铁路行车合同》并完成京汉铁路规划图纸。京汉铁路于1898年开始动工,而袁世凯是在1901年11月才被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即使袁世凯想改工程图纸,也来不及,因为贷款的使用实在捉襟见肘,假如绕道周口、项城,势必增加成本,若是增加贷款就不是由袁世凯一个人拍板决定的。因此从经济方面来谈,袁世凯根本无法插手京汉铁路修筑事宜。
“地方保护主义”与“铁路破坏风水”说
我周围有一些人就像上图中的赵倜有着一样的想法,“袁大头就是怕列强闯入项城,侵扰他的祖坟,断了他家族的龙脉,为了保护家乡的安宁,才同意将原有的汲县(今卫辉)-开封-淮阳-周口-项城-汝南-信阳一线向西移至汲县(今卫辉)-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一线”。
很显然,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一方面,袁世凯根本不想插手此事,他主要负责小站练兵之类的军务,至于内政经济方面全部交给盛宣怀处理。
另一方面,“铁路破坏祖坟风水说”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袁世凯的墓就在京汉铁路沿线,距离他曾经隐居的洹上村“养寿园”不远,而且徐世昌专门在京汉铁路上开设了一个洹上村站,以供袁世凯出行之便。假如袁世凯觉得铁路会惊扰他们家族的墓地风水,为啥袁世凯后人还会选择在铁路旁边修筑陵墓?这很显然不符合常理!
“西线地质优越与跨黄河筑桥技术不成熟”说
一方面,京汉铁路工程师一开始计划在开封北部的黄河上建桥,但是开封附近是“地上悬河”,被称为黄河的“豆腐腰”,再加上黄河河底以及沿岸地区泥沙淤积严重,土质极为疏松,容易加速桥体沉降,地质条件确实不符合预期,遂改为荥泽一带的黄河河段筑桥。
芦汉铁路黄河大桥于1901年完成定测,1902年开始设计,1903年开工建设,该桥全长3015米,计102孔,为单线铁路桥,系钢结构桥,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最长的大桥,被称为“中国铁路桥梁之母”。 但该桥建成后一直命运多舛。修建商比利时公司只保固15年,行车时速仅为10~15公里,历年洪水期需在桥墩周围抛投大量片石以固桥基。另由于设计时对洪水冲刷预计不足,加之受限当时的设备和技术能力,不仅单线桥通行能力有限,而且桥基仅入河床13米,为日后留下了安全隐患。黄河的不断冲刷,连年战火的摧残,致使该桥建成不久后即成为危桥,历史上很长时间列车过桥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0公里。——《东方今报》
另一方面,当时跨黄河筑桥技术不成熟,黄河河面与开封市区地面落差大,在开封河段筑桥难度太大。即使京汉铁路桥设在黄河荥泽段,但由于比利时工程师的不靠谱技术以及经费过于紧张,1906年建成通车的京汉铁路黄河桥,因基础较浅,靠抛石维持稳定。而且火车过桥速度大大降低,是扼住京汉铁路的“咽喉”。因此,京汉铁路线路才拐了一个弯儿从郑州经过,从而成就了20世纪郑州、漯河、驻马店、信阳等京汉铁路沿线城市的振兴,也直接造成了开封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
王爱民先生后来的两次《京汉铁路拐弯之谜》(上、下)连载文章得出的结论才算正常,并没有加入一些野史逸闻。因此,正如王爱民认为的地质原因导致了京汉铁路拐弯,我由此发现开封段黄河的恶劣地质条件、筑桥资金的匮乏与不靠谱的比利时筑桥技术使得开封彻底失去了京汉铁路,间接地促使周口、项城彻底错过京汉铁路,与袁世凯害怕列强入侵项城的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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